关于继续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停止实施商品房预售制度以及对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房贷破产者”实行破产保护和社会救助的建议

我国实行了近十年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制度和商品房预售制度(即人们俗称的“售楼花”)，极大地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按户计算的住房自有化率达到80%以上，建筑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接近10%，房地产业给居民提供了新的资产形式，住房成为居民所持有的除金融资产以外最重要的资产。房地产业对促进城市化建设，满足居民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引进市场机制、推进住宅商品化是在对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制度、规范的市场秩序还未建立起来下的情况进行的，同时由于在推进土地交易市场化的进程中，对政府滥用权力暂未有做出限定，权力腐败扭曲了土地价格，加剧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使用效率的低下。与房地产业发展相配套的银行信贷业虽己全面实行了市场化，但却没有从制度安排上为他们提供规避和防范金融风险旳工具和路径，金融基础设施（企业和个人征信制度）不健全，抵押担保制度缺位，信托证券化创新滞后，在诸多资源欠缺条件暂不具备的情况下，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制度和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快速推进，必然造成了金融风险的集中和银行经营风险的加大。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的快速增长，和银行合作推出个人住房贷款“零首付”，提前三至五年售买“楼花”，人为制造住房供不应求的紧张气氛，吊足了广大市民住房超前消费的“味口”，导致房屋价格飞涨，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猛增，中、高档住房空置率居高不下，低、中、高档住房比例结构严重失衡，广大中、低收入者“望楼兴叹”。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蓝皮书”把“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称作新的民生三大问题，特别是一路高歌的中国楼市，继续在人人喊打中自弹自唱，中央调控令牌虽然一道接一道，但高企的房价仍然在“烈火中永生”，最为突出的是首都北京，住房问题连续数月荣登“北京市民热点领域关注榜”榜首，成为继续引领全国房价上涨的“排头兵”。

    我国房地产业的泡沫已经越吹越大，如果任其发展，泡沫的最后破灭是不可避免的，而最后吞下这枚恶果的只能是国家宏观经济的重大损伤，国内各家银行的巨大损失和广大百姓好不容易积累的资产的大量贬值。另一方面，就是对农民征地、居民拆迁等补偿太低和房价过高造成的大量“房贷破产者”，是当前社会除腐败以外，民众表示最不满的主要问题之一。鉴于上述严重情况，我们提出“继续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停止实施商品房预售制度以及对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房贷破产者’实行破产保护和社会救助”的建议。

一、 问题与现状

1、大量的“房奴”己沦为“房贷破产者”

个人住房按揭制度和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实施，特别是超低比例首付和所谓“零首付”的推行，造成了我国住房信贷规模的急速扩张，在不少城市都出现了人数庞大的“房奴”和“负翁”队伍。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2006年第四季度末，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突破2万亿元大关，全国房贷破产金额已达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0.8％，显性房贷呆坏账已达160亿元，隐性房贷呆坏账更是突破200亿元，特别是北京、上海、杭州、沈阳、大连、深圳、成都、青岛等房价居高不下的一线城市，因受房地产商和一些“学者”别有用心鼓吹的住房超前消费观念的影响和误导，同时也囿于房地产市场严重结构失衡，非常缺乏小户型、经济适用房，致使大量年轻的购房者，在地方政府和银行“热情支持”和政策鼓励下，盲目、冒险地购买完全消费不了、实则浪费的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如此一来，他们固然提前享受了“有产者”的生话，但却撞进了“房奴”和“负翁”的队伍。

  “房奴”和“负翁”由于大多数均为参加工作五年左右的年轻人，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经济承受能力相当脆弱，加之月房贷月供占家庭月总收入的50％以上，不仅是物质上的拮据，心理上的重压更是让都市“房奴”和“负翁”喘不过气来。

   随着国家多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房贷利率已处于上升通道，原先许多利用“零首付”和低首付房贷购房，且只有一套自住房的购房者，因经济与行业的周期性波动，导致失去了工作，下岗待业，以及因家庭突发事件如亲人生大病、企业破产倒闭而导致的经济来源的减少和枯竭，无力继续月供，银行收回其住房，成为真正一无所有“房贷破产者”，社会重大的不安定因素也就多了一个产生的渠道。

2、房地产市场恶性膨胀、房价继续上涨的势头还未从方兴未艾

国务院将房地产业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央行出台了加息和将最低首付比例提高到30％的政策，国土资源部出台了最为严厉的土地控制政策，利用资源卫星24小时全局监控土地批租情况，建设部出台了支持建设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力图从政策、资金和土地多重资源条件入手，将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压下来。然而，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以北京、深圳、青岛、杭州、宁波为代表的二十多个城市房价继续上涨，只不过增幅略有减缓，除上海因中央坚决查处陈良宇一案房价稍有下降外，全国各地房价继续全线“飘红”。

在最近公布的“首富排行榜”上，中国的前十名首富除了四人是靠公司海外上市而上榜的以外，其余六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开发商成了当今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房市成了一些人拿全民资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房地产市场恶性膨胀、房价继续上涨的势头未能从根本上竭止，关键就是由于“低比例首付”和“商品房预售制度”推波助澜造成的。

3、违反国家法规政策、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制度安排

商品房作为建设工程项目，属于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在预售制度安排下，交易双方的“标的物”（商品房）并不存在，消费者在一无实物可视，二无证据可查的条件下参与交易，一切都由开发商说了算。预售制度下的商品房交易是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条件下发生的。由于建设项目关系到使用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家对建设项目的交付使用，规定了严格的合格验收标准（规范）和基本程序。未经合格性验收，不得交付使用。

由于商品房的预售允许尚未经过验收合格，甚至是尚未建成的建设项目进入市场，商品房的质量、权属关系、规划与配套设施、设备等等关系着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仅靠一纸售楼合同以及开发商提供的售楼书来界定，这显然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它将项目验收不合格或配套不到位的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它还将一些空手套白狼的房地产商可能由于“拖欠”工程款与贷款，而被起诉并按法定“优先受偿”权房屋而被抵偿，从而把经济风险降临到购房者身上。而未经合格验收的商品房是无法取得房地产证的，消费者权益自然得不到根本性的保障；这也是近年来房地产成为消费者投诉第一大热点，商品房交易法律纠纷不断的根本原因之一。

4、房地产业客观上存在制造社会不公、影响社会安定的“非和谐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博弈激烈进行，产生了各种诉求和矛盾，有些甚至威胁到社会经济发展 。但当前制约房价调控的最大阻力之一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和日益浓厚的谋利角色，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房市紧密勾联，让国家调控政策大打折扣。不少地方政府热衷于不断抬高“地价”，房地产商从而不断推高房价，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利益不谋而合，客观上形成一种利益联盟。房地产开发项目虽然表面上看仅仅是一种盈利性的商业投资建设项目。但是，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过程涉及因素复杂，关联面广泛，牵连到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切身利益，比其他任何商业活动都面临着更严峻的社会风险的挑战和考验，房地产业事实上存在制造社会不公、影响社会安定的“非和谐因素”

“低比例首付”和商品房预售制度应当建立在完备的社会信用基础上，一旦信用瓦解，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矛盾，危及社会安定。目前国内房地产行业存在着很大的泡沫，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房产市场的要素交易，如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交易还较多非市场化，而同时产品的交易（房产）则是市场化的。这样一来，对于房地产商来讲，房地产开发的收益归自己所有，而开发的成本则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其拖欠工程款则司空见惯，使得房地产行业成为暴利行业，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成为最富有的群体，也使房地产行业成为矛盾不断积累与尖锐的行业。

二、对策和建议

　　1、对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房贷破产者”实行破产保护和社会救助

对于因经济和行业的周期性波动，而导致就业不稳定性增加乃至失业的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房贷破产者”，以及因家庭重大变故和不可抗力造成的一套自住房的“房贷破产者”，我们提议应对其实行破产保护和社会救助。上述两种“房贷破产者”尽管多数人可能购买了大户型住房但有别于把购房作为盈利手段的投资者和投机者，他们被那些房地产商利益所收买的专家、媒介疯狂制造的所谓土地资源严重紧缺、再不买房将来只能住在郊区等奇谈怪论威逼利诱，加之地方政府未实际重视租赁房屋和经济适用房建设，且又实行个人住房按揭和“售楼花”制度，并且不断推高房价，使在未充分考虑承受能力和可能发生风险的情况下，非理性地购买了高档大户型住房，从此成了“房奴”和“负翁”，稍有风吹草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房贷破产者”。

只有一套自住房的非投资性和投机性“房贷破产者”，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地方政府和某些媒介的误导和诱惑造成的，因此对他们实行破产保护和社会救助是各级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建议政府应尽快研究制订一个能评判、可操作的破产保护社会救助政策。

对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房贷破产者”实行破产保护和社会救助时，应分别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偿还房贷已达90％以上者，地方政府应给予破产保护，延长和推迟还贷时间和期限。对于低于90％以下者，可由地方政府成立中介公司，收购其贷款房屋归还银行贷款，将高档和大户型置换为小户型的经济适用房，其差价既可支付一定中介费用，又可为“房贷破产者”提供了可供其他消费的余钱，这对启动内需无疑是有作用的。对于仅仅只付了首付再无余力的“房贷破产者”实属贫困者，通过收购归还首付并通过政府社会救助的办法来解决住房，如政府提供廉租房和租房补贴等政策化解不安定因素，保证其不致因“房贷破产”无房可居而流落街头。

2、继续提高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严防假按揭

我国从1998年以后开始鼓励银行向消费者发放按揭贷款，有的银行按购房额全部贷款，即所谓“零首付”个人住房贷款，致使出现“温州炒房团”钻此空子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哄抬房价，扰乱全国市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一人购买多套住房不在少数，炒作投机之风开始曼延全国。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6月13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3]121号），其目的是规范个人住房贷款按揭成数，严禁“零首付”个人住房贷款，提出按揭成数最高不得超过80%，对购买第二套或二套以上住房的，适当降低按揭成数，但在实施过程中，许多地方实行变通办法，变相提高按揭成数，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全国住房贷款的按揭成数在2006年3月底仍高达60%，“假按揭”仍未禁止。鉴于此，我们曾建议现继续建议先在全国部分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各选部分地方）试行将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提高由目前30%提高到50%，对购买多套（二套及以上）用于投资及投机的行为，原则上应不实行按揭，并视情况，全面推行；同时建议研究制定实施对非投机、投资而自住（最多2套）购买多套房的“累进”首付比例制度；并辅以实施以家庭为单位实名购房制度，对房产登记也应逐渐建立全国联网制度进行监控，同时，为防止开发商弄虚作假搞“假按揭”，对个人住房贷款还要实行担保制度，凡申请购房贷款，必须有人以财产或实物担保，以打击投机炒房之歪风，平抑房价，防患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停止实施商品房预售制度

我国的房地产业已完成了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再是弱小的，需要国家全力扶持的幼稚产业，反而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资本巨人。全国各行业均涉足房地产业引发激烈竞争以及大量商品房空置的存在，预示着房地产买方市场开始形成；大量违规、违法以及欺诈行为的产生，也一再警示我们，社会的信用机制存在着许多问题。由此可见，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房地产业本身及其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品预售制度赖以为继的基础条件已不复存在，到了宣告其结束的时候了。为此，我们去年曾向国务院及建设部提出停止实施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建议，现再次提出建议，希望建设部制定一个时间表（比如2--3年），逐步提高商品房的预售条件，直到最后取消预售。让商品房与其他商品一样，具备真实的商品属性，真正实现现楼、现房交易。让购房者在选购商品房时，像买其他商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一手交钱、一手交楼（当然包括相关的产权证书）。如此下去，相信房地产市场将得以净化（大大减少违规和欺诈行为的发生），百业齐奔房地产的状况将得到改善，如野马般狂奔的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将受到抑制和规范，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保障，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风险将得以规避。房地产业将成为国家增税、企业增利、人民增福的朝阳产业。

4、提倡节约使用住房是改革两项制度的重要保证

我国人多地少，不少重要资源严重缺乏，同时又是资源、能源消费大国，对能源的过度消耗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和酸雨等环境问题，因此在住房消费上应大力提倡节约的理念，引导以中小户型住房为主的消费，满足绝大多数的居民的基本居住需要。要提倡人人首先有房住，而不是少数人有多个房屋产权。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不应鼓励大户型住宅的发展，应从保护耕地出发，充分利用现有非耕地。小户型舒适型住房的建设不仅节能、环保、省地、长期可持续，而且可以节约使用银行信贷资金，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由于小户型相对于大户型同样的投资、土地，房屋的供应量增加了，供需更易趋于平衡，也就为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和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因为房屋面积小了，首付比例虽然提高了，但实际首付绝对金额数并不增加甚至会减少，同时现房增多了，商品房预售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节约使用住房对平抑稳定房价的巨大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了。虽然我们去年建议大力增加小户型住房的供给，促进了政府对住宅建设结构性问题做出了重大政策调整，出台了每个住宅开发项目中小于90平方米的面积不低于70%的规定，这应该说确是顺乎民意，合乎国情的明智之举；但鉴于我们资源、环境、人口及社会承载能力，鉴于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房价居高不下情况，也鉴于当前相当一部分年轻消费群体的愿望，我们慎重再建议在全国各地有关住宅建设的90平方米户型数量规定中宜大量建设70平方米的小户型住房，以满足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及大量年轻购房者的需求；其次，多规划实施大中型小区建设，其容积率应在2.5-3以上，且应大力提倡建设节能、环保、绿色的小高层住宅项目；再者，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商品房开发用地未实施物业税重大转变之前，应切实研究制定实施不同地段、类别、类型的地价和房价不同最高限价制度，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实现“居有者其屋”的人文理想。

全国人大代表　洪可柱

　　　　　　　　　　　　　　　　     　　　　代表证号：　01634

关于“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

实行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

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试点”的第三次建议

如果1980年代高招不公因受国力限制，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尚情有可原，那么1990年代高等教育的全面不公却是政策及人为所预设和强化的，高招不公并非什么不治之症，只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本着体现社会公平，逐步改善地区之间日益加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有平等享受教育权利的宗旨，从有利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场、观点出发，高考招生的不公平问题一定能够解决迎刃而解，其意义不亚于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三农”问题，全国人民特别是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将深受其惠。我国高考招生中存在着名额分配不公、发达地区拥有事实特权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历史形成的复杂问题，但不能因为困难而因循守旧，而只维护发达地区一部分人的利益，忽视广大中西部及东北欠发达地区多数人的利益。发展是解决此问题的根本，但历史与人为形成的巨大差距，还是要靠强有力的政策调整，否则巨大的不均何时了。高考招生，既是为国育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我们提出的三十所名校联考与春秋两次高考是对现有高考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并非否定现行高考制度。鉴于发达地区业已存在多年的高考特权问题，我们提出如下的对策及解决办法。

一、发达地区高考特权的主要表现及严重危害

1、高考录取分数线逆向倾斜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与欠发达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相比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京、沪、津三市拥有重点大学的数量占全国的40%以上。其高考录取分数得到了人为的强势倾斜，不公平状况令人瞠目结舌。如2001年山东省的文理科重点线为58O、607，而北京市的文理科重点线分别是454、488，分别相差126和119，2002年海南省文理科重点线为687、668，而北京市分别为462、469，比海南分别低225分和199分。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1999年,北京的考生只要获得相当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学，各科平均不及格也可以读本科，因此其录取的比例高达72.6%，其理科考生更高达78.9%，与多数省份不到30%的录取比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省之内的差异也同样明显，就山东省2000年非重点院校的录取线而言，省城济南为全省各地市最低，其文理科都低于最高地区63分，结果是，由于处于劣势的地区往往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也就意味着农民子女将首先被淘汰。

2、  城乡之间招生名额分配差距巨大

进入199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在高考招生中的不平等现象也愈来愈严重，差距巨大。以1999年为例，清华、北大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的对照，全国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例如，在清华大学199O－1992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竞分别达到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整高出10O人。

3、发达地区拥有事实上的高考特权所导致的严重危害

高考招生制度的不平等使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成为在高考方面享有特权的城市，为了下一代，为了低分能上好大学，全国的人才均向发达地区流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人才流失严重，而发达地区人满为患，各种资源全面紧张，关键就是高考制度不公平所造成的。以北京为例，人人都想拥有北京市户口，户口又不能当饭吃，北京人多、车多、房价高、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拥挤、消费水平高，北京既不产油、又不产气，没有多少自然资源，缺水、少电、无油、没气，仅有的就是比别的地区多的招生指标，招生指标造成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对中西部及东北欠发达地区的事实侵权和资源掠夺，使其相对于发达地区的差距愈拉愈大，而且这种不平衡，已向“代际转移”，在发达地区（京、沪、津等）能上重点大学的人员，其下一代也有更大可能上重点大学，而广大其他地区上学难，上重点大学更难的人们，其下一代也更难有机会上重点大学。上重点大学被一些地方、一批人人为垄断，而广大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世袭”了上大学难，这种状况较长时期来被固定化与结构化了。如不彻底解决，社会将面临危机威胁，这与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发展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二、实行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试点的办法与对策

1、逐步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建立三十所名校联考的制度。

在每年六月由教育部会同中纪委、监察部在全国统一举行中国最著名的三十所名校联考，试卷全国统一，考试时间全国统一，其中三十所名校中每一所学校拿出当年招生总数的5％参加全国统招，录取分数线全国统一（最低分数线），即全国所有考生的成绩参加排名，不分省、市、自治区公平竞争5％统招指标（以后逐年递增1%，最终达到10%，而录取其它方面权重也将做出调整），充分体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照顾现实，拿出2%作为自主招生及保送生选拔专用，拿出3％作为对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内蒙、云南、广西、贵州、甘肃等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实行特殊照顾，明确规定为定向招生名额，余下的9O％根据全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前一年考生数、前一年实际录取数确定分省录取招生计划。

2、 分省投放录取名额的计算方法

X省当年招生计划数的90%＝ ·Y名校当年招生计划数的15% +

·Y名校当年招生计划数的20%

+ ·Y名校当年招生计划数的55%

三十所名校当年全国招生计划数 ＝ 当年招生全国计划数的90% + 5%的全国统招指标 + 2%自主招生及保送选拔专用指标 + 3%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照顾指标

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均根据公式确定各重点名校分省投放录取名额，15％——系对应人口应得的名额的权重比例，2O％——系对应前一年考生数应得的名额的权重比例，55％——系对应前一年实际录取数应得的名额的权重比例，X省：系指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中任何一个，Y名校：系指30所名校中的任何一所学校。

3、改革高考录取分省定额投放办法的原则及依据

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每校只有5％的名额参加全国统招，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之间差距巨大，为此，既要考虑现实不公平的问题，又要考虑二十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固有模式，高考改革以渐进方式推进比较稳妥可行，否则欲速则不达。因此，参考上一年30所名校在该省（市、自治区）所投放的实际名额，同时考虑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发展及就业压力均很大，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及全局，只要不是差别太大给这些地区一定优惠政策全国人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前一年实际录取名额所占权重比例高达55％，占有分省投放录取名额的大部分，而分省（市、自治区）总人口及前一年考生数均是从全国高招公平的角度所设置的两个指标，另对于教育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给予3％的特殊照顾，正是坚持了公平基础上的差异原则，这里的差异应该是由强向弱的倾斜。然而，当今的高考录取名额和录取分数不是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落后地区倾斜，而是向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倾斜。此方案就是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倾斜、由东部向西部倾斜、由城市向农村倾斜，在坚持公平的基础上同时体现效率，并照顾历史现实。投放录取总额的2％作为各名校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录取专用指标，目的在于继续调动各高校自主办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符合高考招生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基本宗旨。如果对此名额分配方案有不同的意见，可采用由全国人大召开大型听证会的办法，由全国各地代表协商确定高招名额分配方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交由教育部执行的办法来解决。

4、中国三十所名校的评选办法

中国三十所名校的评选，由教育部会同中纪委、监察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组成评委会，推出候选中国名校40名排行榜，由公众评、专家评、政府评、社团评、企业评五大评议部分组成，采取加权平均排位，以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及分化重组，中国三十所名校的评选每两年举行一次，实行竞争淘汰制度，评上的国家重点投资支持，以抵制跑北京去教育部、发改委“攻关”，要钱、要项目、要牌子“跑部钱进”等不正之风，有利于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改善竞争环境，端正党风，端正校风，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5、春季招生的模式及原则

凡未列入三十所名校的高校则参加春季招生考试，春季招生考试原则上维持现有模式，由各省自主招生，考试时间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各省自行划定，录取维持现有模式。

三、实行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的可行性

1、封建时代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考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均不论地方、门第、年龄，以文章、才华定高低、决胜负，只要是中国人，均有平等的机会参加考试(竞争)，操作中间可能有腐败，但规则是公平的、机会是均等的。而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西部地区不要求中央给特殊政策，只要求给平等机会，法律上公平，政策上平等就行。

2、1977年全国首次恢复高考的考试是在1978年的春天举行的，1978年的高考是在同年的秋季举行的，所以春秋两季考试的制度完全具有可操作性。

3、在北京、安徽等地区曾多次进行过春秋两次高考的尝试，为全面推行一年两次高考积累了经验。

4、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解放前曾举行过联考，培养了众多人才。春、秋两季两次招生使学生拥有两次考试机会，第一次没考上还有第二次，减轻了大量学生复读等一年的压力，减少了家长的经济负担，这是最忠实的践行“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5、全国MBA招生就是实行联考制，同时又有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两套考试系统各自独立进行，并行不悖。

6、拿掉高考特权，北京市的人口压力就会迎刃而解。全国实行统一公平、公正、公开的高考选拔制度，只要有本事，住在哪里都一样上北大、清华，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北京呢?对于离开北京、迁往外地的北京居民给予安家搬迁补贴，鼓励他们去中小城市安家置业，既减轻了北京市的环境及就业压力，又给中小城市带去了投资。

全国人大代表　洪可柱

　　　　　　　　　　　　　　　　     代表证号：　01634

关于“确保高招公平、实行高考

录取分省定额投放听证制度”的再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力排众议，于1977年底断然决定恢复废止十多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无数莘莘学子实现了上大学深造的美梦，数以百万计的寒门学子得以改变命运造就成为国之栋梁，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福祉将永载史册。高考不仅在促进社会各阶层流动方面起重要的作用，而且与每一个家庭和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进入1980年代中期以后，高考招生中，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日趋严重，直至2005年海南省发生了大规模高考移民的现象，以及“李洋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教育公平的实现，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冲击。这种不和谐的因素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高考录取分省定额投放办法极为不合理、不科学造成的。因此，我们提出对高考录取分省定额投放实行听证制度，就是希望从制度层面对高招不公加之纠正，以确保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平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一、我国高考招生中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及严重危害

1、高考招生中名校及重点大学配额分配严重失衡，确定了制度实质上的严重不公平

我国高考一直实行的是分省配额、划线录取的办法。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各重点大学在招生名额分配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基本上由各高校自行制定招生方案，报教育部汇总调整后转发各省招办，按“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体制进行录取。各重点大学有较大权限以自行决定在各省的招生名额，其好处是充分调动了学校的积极性，获得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其弊端是各高校招生名额向发达地区即重点高校所在地区过度投放，严重影响了高考制度的公平性，造成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愈拉愈大的局面，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指责，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造成了欠发达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考生激烈的升学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应试之风日盛，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以清华大学为例，在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间，它投放于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江苏、安微、湖北、四川四省的总和(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初的几年间为其2-3倍),2001年则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市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2004年清华大学在北京市投放360人,北京大学在北京市投放指标308人，清华、北大两校在其他省、市、自治区投放均不足100人，复旦大学在上海市的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4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70%，全国重点大学己退化成为地方重点大学。

2、自主招生及保送生制度弊端丛生，造成人为取向上的不公平

实行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其初衷在于打破“以分为纲”的大一统局面，使那些在某一学科领域具有优异才能和发展潜力的学生不受高考分数的限制，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其才能和潜力可得到充分发展，最终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的本意是以公平为基点，体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科学人才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留优荐良，具有保荐资格的重点中学出于升学率的考虑，往往将最优秀的尖子生留下准备冲刺清华、北大，将二流甚至三流的学生作为自主招生及保送对象，更有甚者也为社会包括高校中少数有权、有势者提供了一个以权谋私的空间。例如，2003年北京大学本部普通本科生共录取2695人，但自主招生最终录取不到50人，离5％的比例相距甚远；2003年浙江大学招生6000人，但自主招生中只有111人通过考核，远不及5％的比例；南京大学在江苏自主招生名额75人，实际录取只有50人。自主招生及保送制度没有达到选优的目的，反而使本来紧张的重点大学的招生指标更加紧张。鉴于我国的诚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还需相当长的一个发展完善过程，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应缩减比例，严格控制名额，以防弄虚作假，以权谋私。

3、投档比例与实际录取之间预留空间过大，形成程序操作上的不公平

高考投档比例即预录取为本次录取数的12O％，而与实际录取相比多出20％，预留空间过大。高考招生长期以来在一个高度封闭的环境和短暂的时间内运行，客观上形成了权力和信息的垄断，为少数“寻租者”提供了暗箱操作的便利，“北航事件”是其典型代表。一些“寻租者”之所以能够获取巨大的利益，关键是这个预留空间过大之故。高考一完，考生家长就开始四面八方找所谓“关系”、“路子”，千方百计拿“条子”。大学校长及招办主任要准备多个手机，晚上不敢回家，住在单线联系的宾馆里，进行电话遥控指挥，以防家长围追堵截。浪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有关系的、有权、有势、有钱的只要进了投档线理所当然肯定录取，而落选的只有是那些无关系的、无权、无势、无钱的工农子弟。如果严格按照计划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减少弹性，增加刚性，绝不会发生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影视工程学院震动全国的招生诈骗案。鉴于此教训，高考投档比例应由宽变窄，控制在105-110%之间，以尽量减少投档不当所造成的考生落榜。

4、教育不公平所导致的严重危害

高考招生不公平是教育不公平的突出表现之一。教育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将造成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间的紧张和冲突。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教育不平等肯定不会在中国社会走向稳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桎梏。如海南省因大规模高考移民流入，而使当地考生的录取率锐减，造成当地大量考生和家长多次到教育厅上访，强烈要求有关政府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以保证当地考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因此，尽快解决教育不公平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应是我们各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之重视并纳入议事日程的重要工作之一。希望所有由于不平等的受害者都成为“宿命论”者而“自认倒霉”显然是不现实的，面对群情激愤的不公平现象漠然视之、无动于衷，更与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相容。世界上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特大城市中的考生，在中西部及东北广大地区，很多青年人是高考招生不公平的牺牲品，不能受到更高一级的教育，他们游手好闲，甚至惹事生非，本事没有，学历不高，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一人不工作，全家不安神。没有工作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小青年们只有靠“发泻”来打发时光，今天失学的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对于中国未来不能不诚惶诚恐，国际上类似先例不胜枚举,我们必须引以为诫。

二、实行高考录取分省定额投放听证制度

1、实行听证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重点大学招生名额分配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已是社会反映极为激烈的不争现实，由于教育部的宏观协调指导作用严重不到位，加之教育部地处北京，出于部门利益及本位主义，教育部对各重点大学向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过度投放的事实视而不见，致使教育部门成为腐败的高发地、乱收费屡禁不止的投诉源。全国“两会”期间对教育的批评投诉之多位居所有问题榜首。教育部门本身已很难担负起推进教育改革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重担，因此，我们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组织，包括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听证委员会，对高考招生人数分省定额投放的规模、结构、办法以及监督保证措施进行听证，并进行电视直播，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最广泛的汲取全国人民的智慧，最充分地保证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公平地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与机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真正教育公平夯实基础。

2、实行听证制度的可行性

我国对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听证制度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由于高等教育事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事关中国的未来发展，相信全国人民参与的积极性一定会空前高涨，此听证制度实行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3、实行听证制度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代表的广泛性与参与性，代表应来源于各个方面，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育专家、政府部门领导也应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企业经营者、中小学教师、自由职业者、宗教界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考生及家长代表。

第二方面：地域的全面性，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均应有代表参与，根据人口数确定代表数，代表类型各地可以不同，以保证听证制度的公平性。

第三方面：听证制度应逐步规范完善，听证后所形成的意见（包括全国人民的意见）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后，交由教育部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教育部落实听证意见的情况应进行监督，教育部每年向全国人大书面报告执行情况，以强化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

　　　　　　　　　　　　　　　　全国人大代表　洪可柱

　　　　　　　　　　　　　　　　代表证号：　01634

关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的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学术)腐败促进高校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建议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教育添加了一种“服务贸易”，即实行贸易自由、开放、互惠的因素。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不做开放承诺，出国留学和职业培训方面是完全开放的。学前教育、高中与高等教育等等，则是有条件地开放。

由于体制因素、运行机制因素、市场因素、改革滞后因素等交互作用，作为社会合格人才培养与供给基地、作为国家的未来希望的以名校为代表的中国高校不少沉疴泛起，百病从生，严重地遗失教育公平，严重地出现教育(学术)腐败，严重地不适应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要求。

一、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的现状

1、投资巨大、浪费惊人、亏损严重、创新乏力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在十·五期间就因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分别获得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投资18亿元（每年投入6亿，三年共计18亿），四校利用银行授信，疯狂贷款大兴土木，相比其它重点大学经济窘迫、财务危机，四校钱多得没有地方花，银行追上门求着他们贷款，教学和科研设备有进口的就决不买国产的，即使价格高出数倍也在所不惜，反正是国家财政的拨款，不花白不花，否则用不完国家就要财政收回。四校在投资和贷款使用上浪费惊人，某顶尖高校设计建造了上千万元的星级卫生间，接待中心、洗浴中心其豪华程度不亚于四星级宾馆，与四校齐名成立于延安的人文社科类中国第一名牌高校，教师食堂楼高不超过四层，居然花数百万元安装最现代化的观光电梯，美其名曰为：尊重知识、尊重教师，使老师在上楼时能观光欣赏校园美景。请问校内巴掌大的地方，教师就生活在校内，有什么风景可欣赏的？

四所名校的硬件设施可以说是超一流的，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以此为导向，现今，国内众多高校因1999年开始的学生扩招，在“负债经营”的理念指导下，盲目扩张与贪大攀比，致使各校负债累累。同时缺于对各校的干部监管与教育，在盖起了一座座雄伟的高楼的时候，却倒下了成批的干部，为学生们树立了，为自己可不择手段的反面样板，且基本上每所重点大学都身陷债务的泥潭。银行开始“逼债”，银、校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开始了艰难的“八年抗战”。2008年前后我国高校将进入还债高峰期，其中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800亿元左右，据有关方面统计，2800亿尚有保留，真正的数据几乎翻番，贷款规模实际高达5000亿元。正是盲目追求大规模基本建设投入和教学设备高、大、洋、新，高校运行成本就节节攀升。除了国家拨款，就以收取不断增长的学费来维持开支。比比与我们发展状况相似的、人口大国印度，其大学每个学生学费每年不过700-800元人民币，而我们每人上大学每年费用竞达7000-1.1万元，相差何之巨大！难怪广大群众发出“上学难、上大学更难”无奈感叹！

如果没有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巨额投资，以四所名校为代表的众多高校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再加上其花钱的大手笔，从投入产出模式上来考量，它们的产品（人才培养）质量总体趋势上在下降，市场份额（就业难）在缩减，钱就花得太冤枉，甚至严重地得不偿失! 只有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如何？贡献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名实极为不符！充其量也只不过有几点星火，几缕烛光而已。从严格财务意义上来界定，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众多高校可算已经破产。

2、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一批名校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为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中国每年成千亿元以上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成百亿元以上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四所名校估计占3%—5%的比例不算高吧，其数目也巨大惊人，但这还是给名校留着面子的保守估计。学术腐败分子吞噬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他们还在腐蚀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础，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毁掉中国的“科技兴国”之梦。学术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坏一代青年的良知，使这个腐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这一点来说，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比吏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都要大。实际上，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才，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必须坚决铲除。

以四所名校为代表的众多名校的学术腐败、信誉欺诈体现在多个层面。其具体表现就是，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学术腐败已有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为集体、集团行为的趋势，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一批名校名学者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它们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甚至有些人直接参与其中。其典型案例颇谓丰富多彩，例如：北京大学2003年“十大名师”候选人之一，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剽窃抄袭事件；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招收博士的“怀德门”事件；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撰文高调反对《物权法》事件。四所名校的毕业生之一、某大学校长×××院士抄袭剽窃事件。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国家立法取消网民上网发表言论自由”的建议，被全国亿万网民授予“妖魔化教授”的“荣誉称号”的事件。复旦大学博导李良荣、马涛再次剽窃被媒体暴光事件。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和芯片知识产权造假、骗取国家巨额投资事件。一批名校已开始程度不同地从学术的圣地、精神的家园蜕变、成为腐败的摇篮。学商勾结、权钱交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博导婚变、教授嫖娼、女生三陪、男生涉黄不仅仅是个别现象，不少高校已成为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校园周围歌厅、发廊、网吧、洗脚屋、按摩房遍地开花；“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的人生市侩哲学泛滥成灾，培养顶尖人才的不少名校有演变成为学术骗子、不法商人追名逐利的名利场的现实之虞。

3、名牌大学一批名流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腐败行为辩护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大肆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厉以宁的名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他还提倡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厉以宁对于弱势群体从来就没有恻隐之心，他是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对涉及社会公平基石的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文过饰非。北大校长公开在两会期间就许多人大代表提出的在高校招生计划分省名额分配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公平现象，矢口否认，极力为部分强势地区和强势群体辩护，为偏离教育公平的政策辩解，公然否认，全国人民甚至连八岁小孩都知道的只要户口进了北京、上海，原来只能考非重点大学的水平和分数，就可以考上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对业已存在多年的教育移民现象视而不见，胡说什么高等教育招生基本上是公平的。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有些教授和博导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影响，但在国内由于身处顶尖名校，所以是学术“江湖”的老大，才气不足却霸气十足，拼命压制其它高校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年轻教师，甚至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中，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地位、权力。北大的校长助理张维迎以主流经济学家自居，长期霸占中央电视台的经济话语权，评点经济、指导企业，而恰恰是张本人既没有具体接触过宏观经济，更没有企业经营实践，其两次改革方案（价格双轨制和北大改革）均以失败告终。张维迎最有名的理论创造是“吐痰论”：要把国有企业变成自己的、就得先把他搞垮，因为他搞得好就不会送给你；好像吃饭，一桌好饭你一个人想吃，怎么办，往里面吐一口吐沫，大家不能吃，你自己还可以吃。

这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企业界代言人的张维迎的理论研究和创造，完全是流氓理论和无赖嘴脸，想起来都可怕！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难道不会被这样的教师教坏，这哪里还谈得上爱祖国、爱人民，甚至连一个基本的公民都不够格。张维迎之所以有市场，关键是霸着北大的位置，垄断了中央电视台的经济传播平台，打着宣传企业的幌子包装自己、牟取利益。

在事关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反腐倡廉大是大非问题上，北京大学的著名学者同样有伟大的“理论创造”例如：关于腐败的成因问题，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体制造成”论和“阶段难免”论。前者所谓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大面积严重腐败行为主要是由于体制不合理而造成的。后者则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现在，特别是在经济转型的现阶段，出现这样普遍的腐败是难免的，并且可以举出其它国家的例子来说明。本来这两种观点也各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经过某些人的演绎，这种“理论”竟然成了“腐败有理”和“反腐败不力”的护身符。再如，我们还可以听到财富集中到少数暴富者手中是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提出调节分配，缩小差距是“杀富济贫”；甚至还有人提出不要再去深究那些暴富者的资产来源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种“高论”对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对维护公平正义，对建设和谐社会却产生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

由于北京大学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地位，其他三所高校无法企及，因此北大上述这些“理论创造”影响更深、流毒更广，毒副作用更大，因篇幅所限，仅以北大为例，清华、复旦、交大的“理论贡献”也不少，就不举例说明，请予以谅解。

4、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资本家培养高精尖人才

四所名校还有一大创造，就是利用优势资源派生出多个上市公司在股市圈钱，从民渔利。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一般多来自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开发，高科技产业不少是亏损、或者成为融资的“幌子”。本来是为发展高科技，推动产、学、研而创办高科技企业集团，不少最后沦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公平为高企房价推波助澜的房地产公司和投资（投机）公司，其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荡失。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所名校的毕业生按理说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但事实是不少毕业生被一些企业拒之门外，因为他们留不住，对企业不忠诚，只有小我、没有大爱，心中想到是出国留学，当白领、赚大钱、娶“美女”、买房买车，周游世界，对社会缺乏强烈责任感，对弱势群体更无多少怜悯之心，只讲待遇，不讲创造奉献，因此从人才培养、投入产出上来讲，其实现社会效益多半是负的。同时，四所名校为代表的众多名校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其实是国家巨额投资它们，却为外国资本家培养高精尖人才，再利用这些所谓“人才”在中国开办企业，消耗中国的资源、污染中国的环境、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为其外国老板赚取超额利润。

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名应大力开展反教育腐败与教育体制改革

1、中国高校招生中存在多年的分省定额分配严重不公的教育公平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大规模教育移民问题，特别是高校急速扩张所引发的巨额负债、干部腐败、高收费、教学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异象迭出，被广大群众尖锐指为高等教育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同时也被中国民间授予“中国三大毒蛇”之一“眼镜蛇”的光荣称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可算是失败的。为什么，一方面大量的企事业单位需要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能以考研、出国来推迟就业。每一个家庭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投入了巨资，挤压了家庭的其他需求，导致国内内需长期低迷，国内GDP的增长只能靠加大投资、进出口贸易强力支撑，而维持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扩大内需却因教育、住房、医疗三大改革难点的困扰，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难题。办学好比办企业，讲究投资回报，对市场判断失误、经营不当，就可能亏本倒闭。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经营有风险吗？对当前状况不改革行吗？

 2、中国教育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教育主管部门，在神州大地上来回奔波，疲于奔命，但真正使高校成为精神文明传播的圣地、使高校教育体现社会公平、使高校毕业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需求的人才，又拿出哪些好决策、好政策呢？他们今天一个本科教学评估，明天一个博士、硕士授权点考察，还有什么教育“211”和“985”工程，创意很多、点子不少，搞得全国高校师生怨声载道；再则什么主编、参编教材，还要兼职担任多所高校的教授和博导；全国人民对教育更是又恨又怕，恨之高收费、乱收费、不公平，怕是怕孩子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得罪不起教育部门，敢怒不敢言；最需要教育部关注的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可能因为困难较多，或者因农村太土还是“油水”不厚，在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前，又关注了多少？教育部客观上存在着工作本末倒置，未尽职守，也是社会不公、特别是教育不公难辞其咎者。为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解决业已存在教育不公平(尤其高等教育不公平)的严重问题，我们呼吁，教育部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再不进行重大改革行吗？否则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将在这样部门的领导下，会越办越好吗？

3、中国高等教育延续至今的高收费政策并未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质的意义上发展。它虽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深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由于农村教育、基础教育欠账太多，需要投入，而要大量增加高校财政拨款至少目前有较大困难。解决如此难题，需要国家宏观上进行统筹安排，在总体上不断加大国家投入下，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财政改革。否则名校可能被进一步推到社会矛盾风口浪尖，它们也极可能走向衰退。

4、当前高校一个的出路是引进竞争管理机制，这才是改变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良方。竞争机制可从民营、国有、中外合资办学、独资办学成功安例中吸取有益经验，加以创新应用。在竞争条件下中国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可以大大激活、加强高校的活力。为此建议：四大名校为代表一些名校其外文、财政等应用型人文专业在高校严格监管下，不妨租给“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进行一种教育试点。不管试点成功如否，都可为进一步教育改革，创立新教育运行机制提供重要借鉴。

5、在对解决教育腐败（尤其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教育部及各名校从全国大局与教育发展大计出发，应下重手，对那些害群之马，该除则除，该下则下，不要再留恋他们那些“作用”，庇护他们的名声、地位，只有这样，也许才是对这些“大师”、“学者”的真正保护，使他们不会再误人而最后误已告终！为此教育部、各名校应研究建立严格规范反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体制与机制，并认真运行且受到严格监督。

6、学者要专心搞科研，大师要热心上讲堂。在当前落实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局面前，需要破除社会上浓厚的浮燥之风，亟需学者、大师们传道、解惑的作用，更须他们为人师表的榜样引邻，需要他们在科技创新上的重大突破，与成千万合格人才培养。国家到了要制订对学者、大师的激励与管理的法规与政策的时候了!

7、强调高校要办成节约型的组织。从制度上引导不追求奢华，而要成全社会的“节约”模范。

全国人大代表　洪可柱

　　　　　　　　　　　　　　　　     　　　　代表证号：　01634

关于从离任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选拔

全国“两会”志愿者的紧急建议

全国人大办公厅并转全国政协办公厅：

    今年三月初国人盼望已久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第一次会议将在北京胜利召开，此次全国“两会”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具体体现和战役安排，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世纪盛会。数以千计的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机构的新成员，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和民主与法制建设补充了新鲜的血液，标志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是党和国家的事业长盛不衰、基业长青的机制和制度性保证。

    我国人大和政协的机制决定了代表和委员绝大多数处于兼职状态，繁重的行政、技术和管理工作使很多代表和委员无暇顾及本行业之外的事情，而繁忙的工作状态限制了代表和委员作用的有效发挥。不少首次当选的新代表和委员从正式当选到参加第一次会议基本上没有实习预备期，也未进行履行代表和委员职责方面的较系统的专门培训。加之我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兼职状态向专门化或职业化的转变才刚刚开始，不少首次新当选的代表和委员除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之外，对于如何做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如何提出建设性的有价值的建议和提案基本上处于较陌生的状态。除了有在地方参政议政的丰富经验的代表和委员之外，首次新当选的代表和委员多数处于第一、二次会议学习规则、熟悉情况，第三次会议逐步入轨，第四、五次会议渐入佳境，如果连选连任两届或以上则达到“专业”水平。

    如何做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仅仅是一门社会技术，更是一门政治艺术。同样一个问题，有的代表和委员提出来可能石沉大海，换一个代表和委员提出来则全国关注，其中的差距是由思维方式以及提出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切入口和方法论的异同造成的，最关键是对我国国情以及参政议政规律的把握，也就是一个“道”，这个“道”不仅仅靠学习，更靠觉悟，必要时还需请高人指点。

    我国每届人大和政协换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老代表和委员离任，这其中有很多是连任两届或以上的“资深”代表和委员，以及虽然任期只有一届但参政议政业绩卓著的佼佼者，通过全国人大和政协这个熔炉的熏陶，接受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洗礼和训练，不少人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清晰、思想更加成熟，站的更高、看得更远，所提的建议和议案更多的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在国家、地区、企业、社区和老百姓之间寻求最佳的利益诉求和平衡，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强，最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提案也往往出自他们之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第一、二年是“徒弟”，第三、四年则很快“学徒期满、转正成师”，超强的学习能力使他们迅速掌握了参政议政的规律。

由于我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选举机制和工作机制决定了代表和委员一般最多任两届，连任三届或以上则较少。这些代表和委员，离任以后，其个人离开了最重要的参政议政的舞台，同时不少人也缺乏使他们能够继续发挥建言献策作用的渠道。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他们进行了五年有的甚至更长的培训，已达到了“专业”水平，成为了推进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力量，正要全力报效培养他们的祖国和人民，一般由于年龄等原因，却不得不在最能发挥作用的“黄金期”而退离，闲置起来，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流失和财富浪费。

    全国出类拔萃的离任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数以千人计，首次新当选的代表和委员更是为数众多，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更完美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建设，须将存量资源与增量资源有机结合，并在新老代表和委员之间建立一种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新老共进的工作推进机制。鉴于志愿者这一工作形式不受年龄、职业、界别、学历的限制，只要身体健康且有一技之长，愿意为国家和社会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则可。因此，我们提出“从离任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选拔全国‘两会’志愿者的紧急建议”，具体建议如下：

一、全国人大和政协办公厅首先从任期一届及一届以上的代表和委员中，选拔一批作风正派、思想端正、身体健康、思路清晰且曾在参政议政的实践中颇有建树的离任代表和委员担任全国“两会”志愿者，首批视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团代表人数不同，以每团不超过5到20人为宜。其主要任务是帮助首次当选的新代表和委员快速入门，协助其开展建议和提案的策划与撰写以及与媒体有效沟通等方面的工作，力争尽快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同时全国“两会”志愿者也可单独或联合其他代表、委员和志愿者提出建议和提案，并可以志愿者的身份列席相关大会和省、市、自治区代表团的部分会议。

二、以首批全国“两会”志愿者为基础建立全国“两会”志愿者协会，制定协会章程和议事规则，召开全国“两会”志愿者代表大会，推动筹组成立地方“两会”志愿者组织，使“两会”志愿者的活动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使志愿者成为不占编制的代表和委员，在几乎不增加多少投入的情况下，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增添一支新军，这一支队伍必将成为全国资历最深、年龄最长、水平最高、能力最强、作用最大的志愿者组织，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创造也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全国“两会”志愿者组织的建立应本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原则，首先自上而下，全国“两会”志愿者协会率先建立，待取得经验后再在地方试点，志愿者的活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民主与法制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帮忙而不添乱，协助而不越位，调查研究并提出极富建设性的有价值的建议和提案是“两会”志愿者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

四、志愿者以报效祖国、奉献社会为己任，因此其开展活动应以自愿为主，除志愿者列席“两会”的有关会议的必要的费用开支可列入同级专门财政预算解决之外，志愿者的所属单位也应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帮助。

建议人：

洪可柱（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府参事、武汉市政府参事、武汉大学博导）

许其贞（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府原参事、武汉市政府原参事、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毛冬生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主席团成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企业家协会会长)

汪爱群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邬昆华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康永胜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武烟集团党委书记)

赵发所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谦森岛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茵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外国语学校副校长)

赵  零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陈  勇 (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博导)

赵梓森（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主席团成员、武汉市政府参事、中国工程院院士）

曹文宣（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府参事、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  进 (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

王亨君 (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地质大学博导)

白世伟 (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岩土力学所原所长)

                                         二○○八年二月九日

一、土地财政的诱因与危害

（一）土地财政的诱因。一是事权与财权搭配不合理的财政体制问题。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是必要的，但矫枉过正，中央的财政集中度一下子从不到10%跃升到50%，省市级财政占30%，而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67%的县乡级财政只占20%。财政分配格局变了，事权却没有变，相反面临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如加快城镇化步伐、东部率先现代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形成你追我赶的态势。钱从哪里来？产业税、工业税这些主要税种都归中央，留给地方的主要是建筑税、房地产税。所以现行的财政体制逼迫地方政府靠土地生财。二是火中取栗、玩火自焚的金融体制问题。近年来的地方投资热与银行有很大关系，地方政府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而银行放贷的依据是政府信用和土地抵押，政府不会倒闭，土地跑不了，自然是优良贷款。金融和土地相结合，就会催生地方政府以土地换贷款。三是“GDP论英雄”的干部晋升标准逼人转嫁土地成本、不得不与民争利问题。现行供地结构，大体是“四三三”或“五三二”，即政府大楼、广场、道路等基础性用地在供地量中占40%或50%，工业性用地占30%，经营性用地占30%或20%。基础性用地要贴钱，工业用地赚不了太多钱。什么原因？招商引资必须竞相压低地价的需要。这样的供地结构，只能靠30%或20%的经营性用地来赚钱。经营性招拍挂，价高者得地，土地卖高价，政府收益可以用来补财政窟窿和城市建设投入。地方政府5年一任期，谁上任都想出政绩，自然要走征地卖大钱大量增加财政收入这条路。

（二）土地财政的危害。一旦地方政府陷入靠土地生财吃饭的怪圈，就会带来种种危害。一是耕地无法保护，失地农民增加。从各地方政府储备土地的构成来看，存量土地只占20%，80%是新征的土地。置国家最严格保护耕地政策于不顾，大量违规违法征地，导致基本农田减少，只有靠提高农田单位产量来稳定收成，长此以往必将带来国家的粮食安全隐患。再者，政府征地屡屡侵犯农民的合法利益，导致失地农民大大增加，而政府的低标准土地补偿和拖欠征地补偿费现象又普遍存在，使得失地农民生活无着落，引发大量的盗、抢犯罪活动，矛盾激化，社会极端不稳定。二是不利于国家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每一任地方政府上任，只顾眼前利益，卖掉大批土地，势必寅吃卯粮，掐断后续政府和子孙后代的生路，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三是致使房价上涨。政府不断提高地价，等于变相持续驱动房价。再者给投机炒房者带来机会，也引起房价上涨。高昂的房价使得广大中下层人民群众想购房而不能，沦为只能望房兴叹，心生悲忿的境地。

二、革除土地财政之弊遏制房价上涨的举措

食、住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居者有其屋也是最基本的权利，更是我们国体与执政党基本宗旨的最基本体现。但是，当前买房、上学、看病却成为我国人民背负的“三座大山”，买房首当其冲。要想抑制房价上涨，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关键是要根除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作为重要甚至主要的地方财政收入的病根。具体举措有：

（一）将土地问题研究与财税体制联系起来，改变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搭配不合理的现状，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源，让地方政府降低地价有积极性。

（二）切实执行土地规划政策，严格控制新征耕地，大力查处土地违法事件。

（三）着力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当前的房地产热与金融的催生有很大关系，房地产商的自有资金占20%，其余80%靠贷款，在20%的自有资金中，还包括购房者的预付款，而个人购房资金的70%也是贷款。近5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增长40倍，个人贷款年均增长200%，房贷增长远远超出人均收入增长。房价飞涨也与银行不顾房贷风险抬起来密切关联，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四）采取根本措施，尽快研究实行改革，变出售土地使用权一次性收取出让金制度为长期收取“物业税”制度，也即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成本由房地产商一次性向政府缴纳，改为业主按商品房面积的大小和使用年限以税收形式长期单独向政府缴纳。这样做，其一，可以抑制与根除房地产商自行将土地成本加码，炒土地与哄抬房价，获取暴利；其二，防止现任政府竭泽而渔借地生财，降低政府疯狂征地卖地的热情，为后任政府留下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空间。同时，利于现任政府理性、科学地规划城市和建设城市，促进城市持续发展；其三，可以保护我国耕地面积，稳定农业生产，减少失地农民，避免社会矛盾；其四，有助于调控房价成本，使高昂的房价理性回归。

以××大学管理学院学者、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为首的×××家族已拥有巨额资产，直截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众多，有些媒体刊登了不少有关报道，作为证券法起草小组成员以及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的×××先生，其公职与其家族的“发展”是否有严重的利益勾联，×××先生在其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国人议论如潮下，×××先生却始终未做解释。

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先生，身为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委员，其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的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不管股市风起云落，其公开的预测总是利好，要全民炒股。他说什么：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重要是，×××教授曾担任过××××、××××、××××三个上市公司顾问和独立董事。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和三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提高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和停止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建议”，×××公开表示反对，在媒体上与洪可柱代表论战，×××极力鼓吹对商品房的炒作，他认为：国内楼花、现房、二手房都可以炒作，只有更多的人参与炒作才会让楼市有活力。客观上看，×××已沦为少数不法房地产企业牟取暴利的一个“代言人”。

还有一位与×××先生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曾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其与×××、×××先生是黄金搭档和“战略合作伙伴”，以投资理论研究见长，此先生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某著名研究所的所长，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留学海外，为新中国第一批“海归”，×××先生号称“×股份”，此先生号称“×投资”。其与×××、×××以及另一位法律界泰斗级的曾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的“某某”法学权威，相互“抬庄”，互请对方作为自己学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于四位先生身处中国第一流的顶尖大学、中国第一流的顶尖研究机构，其弟子毕业后的去向不少是国家机关的部委办局，次的也是去国内一流重点大学、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应该说，这些弟子中大部分是国家精英，他们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和将继续做出重大贡献。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些老师和不少其一些弟子存在着互相借光的现象。四位先生为了避嫌分别到对方学生任职的企业和机构担任高级顾问，如果是上市公司则担任独立董事。四位先生挂名、兼职、讲学均要给高额的出场费。他们可说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精英代表，但其致富速度超过了任何企业，因为他们有着方便条件，靠特殊岗位和不对称信息致富。

另外还有一些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也是身兼数职，公私兼顾，一只手审核上市公司的上市发行申报材料，另一只手却在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顾问公司从正在积极争取上市的公司承揽相关业务，进行关联交易，本人还要兼任自己审核发行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经济顾问甚至高级顾问，企业为了早日上市只能乖乖掏钱，因为花小钱可以在股市上圈来大钱，何乐而不为。但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败坏的是中国股市的声誉。对比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部分委员的公平、正义难道不应该受到质询与审计吗？

中国股市的种种问题的产生，应该说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致使那么多亏损企业、破烂公司经过精心包装后上市圈钱。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管理专家、法律专家、财务专家出身的审核委员们难道不清楚某些上市公司圈钱的“空手道”把戏，难道不明白它们根本就不符合上市条件，这可是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如果说不知道，要么是严重失职，要么是严重渎职。说失误、失职，可能不大符合他位能力、水平的情况。剩下可能是因为利益关系使然委员们只能装聋作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业绩优秀的企业筹资有很多渠道，它们上市根本就不需要包装。只有那些亏损企业、破烂公司骗了国家之后再骗银行，没有地方骗了只能到股市上来骗老百姓。凡是此类公司均出手大方，无偿违法赠送原始股，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某些委员出于个人利益，有违操守为这些亏损企业、破烂公司上市鸣锣开道，大开绿灯。

为了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为了加强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也为了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并还×××、×××等委员一个历史真实或清白，我们建议：

1、由国家审计署会同中纪委、国家监察部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进行责任审计，重点审计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和信息不公开、不对称通过配偶、子女、亲友、学生的关联交易，在股票发行、上市的过程中无偿接受或低价购买原始股获取非法不正当收益的问题，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在股票市场煽风点火、错误引导、哄抬股价以牟取暴利，欺骗广大中小投资者（散户）的问题。

2、对接受上市公司违法无偿赠送和低价出售的原始股和其它股票的委员所获取的非法所得，由国家无条件收回并按有关法规处以严历的罚款，特别严重者应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3、国家设重奖奖励检举揭发股票市场各个环节的违法行为，使中小股民有低成本起诉和监督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和政府决策的可能性。对其它资本市场也同样办理。

4、凡参与制定证券立法的人员、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委员、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其本人和亲属、学生不得参与证券业的经营工作。

5、鉴于目前一批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与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经济学界腐败已相当严重，我们提议，经济学家、法律专家进入人大和政协必须公示，广泛了解民意，也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了解他们所代表的是利益集团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6、全国人大、政协财经委应举办“经济政策听证会”，经常性地、公开地邀请政府各部门解释经济政策，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由中央电视台对听证会进行现场直播，使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来，最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最大程度的吸收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加快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美好愿景的早日实现。

由于体制因素、运行机制因素、市场因素、改革滞后因素等交互作用，作为社会合格人才培养与供给基地、作为国家的未来希望的以名校为代表的中国高校不少沉疴泛起，诟病从生，严重地遗失教育公平，严重地出现教育(学术)腐败，严重地不适应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要求。

一、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的现状

1、投资巨大、浪费惊人、亏损严重、创新乏力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在十·五期间就因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分别获得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投资18亿元（每年投入6亿，三年共计18亿），四校也利用银行授信，大兴贷款大兴土木。相比其它重点大学经济窘迫、财务危机，四校则是钱多得没有地方花，银行追上门求着他们贷款，教学和科研设备有进口的就决不买国产的，即使价格高出数倍也在所不惜，反正是国家财政的拨款，否则用不完国家财政就要收回。应该说四校在投资和贷款使用上存在浪费惊人现象，某顶尖高校设计建造了上千万元的星级卫生间，接待中心、洗浴中心其豪华程度不亚于四星级宾馆，与四校齐名成立于延安的人文社科类中国第一名牌高校，教师食堂楼高不超过四层，居然花数百万元安装最现代化的观光电梯，美其名曰为：尊重知识、尊重教师，使老师在上楼时能观光欣赏校园美景。请问校内巴掌大的地方，教师就生活在校内，不需要一日三餐观赏此风景？

四所名校的硬件设施可以说是超一流的，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以此为导向，现今，国内众多高校因1999年开始的学生扩招，在“负债经营”的理念指导下，盲目扩张与贪大攀比，致使各校负债累累。同时缺于对各校的干部监管与教育，在盖起了一座座雄伟的高楼的时候，却倒下了成批的干部，为学生们树立了为自己可不择手段的反面样板，且基本上每所重点大学都身陷债务的泥潭。银行开始“逼债”，银、校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开始了艰难的“八年抗战”。2008年前后我国高校将进入还债高峰期，其中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800亿元左右，据有关方面统计，2800亿尚有保留，真正的数据据说几乎翻番，贷款规模非常巨大。正是盲目追求大规模基本建设投入和教学设备高、大、洋、新，高校运行成本就节节攀升。除了国家拨款，就以收取不断增长的学费来维持开支。比比与我们发展状况相似的、人口大国印度，其大学每个学生学费每年不过700-800元人民币，而我们每人上大学每年费用竞达7000-1.1万元，相差何之巨大！难怪广大群众发出“上学难、上大学更难”无奈感叹！

如果没有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巨额投资，以四所名校为代表的众多高校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再加上其花钱的大手笔，从投入产出模式上来考量，它们的产品（人才培养）质量总体趋势上在下降，市场份额（就业难）在缩减，钱就花得太冤枉，甚至严重地得不偿失! 只有巨大投入，没有相应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如何？贡献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名实不符！充其量也只不过有几点星火，几缕烛光而已。从严格财务意义上来界定，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众多高校可算已经破产。

2、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不少名校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为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中国每年成千亿元以上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成百亿元以上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四所名校估计占3%—5%的比例不算高吧，其数目也巨大惊人，但这还是给名校的保守估计。学术腐败分子吞噬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他们还在腐蚀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础，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毁掉中国的“科技兴国”之梦。学术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坏一代青年的良知，使这个腐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这一点来说，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比吏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都要大。实际上，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才，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必须坚决铲除。

以四所名校为代表的众多名校的学术腐败、信誉欺诈体现在多个层面。其具体表现就是，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一些人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学术腐败已有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为集体、集团行为的趋势，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还有一批名校名学者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剽窃论文、反对主流、招生里带暗箱操作，它们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甚至有些人直接参与其中。其典型案例颇谓丰富多彩，例如：北京大学2003年“十大名师”候选人之一，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剽窃抄袭事件；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招收博士的“怀德门”事件；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撰文高调反对《物权法》事件。四所名校的毕业生之一、某大学校长×××院士抄袭剽窃事件。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国家立法取消网民上网发表言论自由”的建议，被全国亿万网民授予“妖魔化教授”的“荣誉称号”的事件。复旦大学博导李良荣、马涛再次剽窃被媒体暴光事件。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和芯片知识产权造假、骗取国家巨额投资事件。一批名校已开始不同程度地出现从学术的圣地、精神的家园向腐败的摇篮转变趋势。更有甚者，学商勾结、权钱交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博导婚变、教授嫖娼、女生三陪、男生涉黄不仅仅是个别现象，一些高校已成为校园里一种不良风气；校园周围歌厅、发廊、网吧、洗脚屋、按摩房遍地开花；“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的人生市侩哲学泛滥成灾，培养顶尖人才的不少名校有演变成为学术骗子、不法商人追名逐利的名利场的现实之虞。

3、名牌大学一批名流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腐败行为辩护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大肆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厉以宁的名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他还提倡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厉以宁对于弱势群体从来就没有恻隐之心，他是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对涉及社会公平基石的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文过饰非。北大个别领导公开在两会期间就许多人大代表提出的在高校招生计划分省名额分配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公平现象，矢口否认，极力为部分强势地区和强势群体辩护，为偏离教育公平的政策辩解，公然否认，全国人民甚至连八岁小孩都知道的只要户口进了北京、上海，原来只能考非重点大学的水平和分数，就可以考上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对业已存在多年的教育移民现象视而不见，竟说什么高等教育招生基本上是公平的。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有些教授和博导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影响，但在国内由于身处顶尖名校，所以是学术“江湖”的老大，才气不足却霸气十足，拼命压制其它高校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年轻教师，甚至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中，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地位、权力。北大的校长助理张维迎以主流经济学家自居，长期霸占中央电视台的经济话语权，评点经济、指导企业，而恰恰是张本人既没有具体接触过宏观经济，更没有企业经营实践，其两次改革方案（价格双轨制和北大改革）均以失败告终。张维迎最有名的理论创造是“吐痰论”：要把国有企业变成自己的、就得先把他搞垮，因为他搞得好就不会送给你；好像吃饭，一桌好饭你一个人想吃，怎么办，往里面吐一口唾沫，大家不能吃，你自己还可以吃。

这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企业界代言人的张维迎的理论研究和创造，完全是无赖教唆型的理论，想起来都可怕！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难道不会被这样的教师教坏，这哪里还谈得上爱祖国、爱人民，甚至连一个基本的公民都不够格。张维迎之所以有市场，关键是霸着北大的位置，垄断了中央电视台的经济传播平台，打着宣传企业的幌子包装自己、牟取利益。

在事关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反腐倡廉及贫富两极分化大是大非问题上，北京大学的个别著名学者同样有伟大的“理论创造”例如：关于腐败的成因问题，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体制造成”论和“阶段难免”论。前者所谓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大面积严重腐败行为主要是由于体制不合理而造成的。后者则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现在，特别是在经济转型的现阶段，出现这样较严重的腐败是难免的，并且可以举出其它国家的例子来说明。本来这两种观点也各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经过某些人的演绎，这种“理论”竟然成了“腐败有理”和“反腐败不力”的护身符。再如，我们还可以听到财富集中到少数暴富者手中是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提出调节分配，缩小差距是“杀富济贫”；甚至还有人提出不要再去深究一些暴富者的资产的违法来源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种“高论”对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对维护公平正义，对建设和谐社会却产生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

由于北京大学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地位，其他三所高校无法企及，因此北大出现的上述这些“理论创造”影响更深、流毒更广，毒副作用更大，因篇幅所限，仅以北大为例，清华、复旦、交大的“理论贡献”也不少，就不举例说明，请予以谅解。

4、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资本家培养高精尖人才

四所名校还有一大创造，就是利用优势资源派生出多个上市公司在股市圈钱，从民渔利。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一般多来自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开发，高科技产业不少是亏损、或者成为融资的“幌子”。本来是为发展高科技，推动产、学、研合作而创办高科技企业集团，不少最后沦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公平为高企房价推波助澜的房地产公司和投资（投机）公司，其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荡失。

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所名校的毕业生按理说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但事实是不少毕业生被一些企业拒之门外，因为他们留不住，对企业不忠诚，只有小我、没有大爱，心中想到是出国留学，当白领、赚大钱、娶“美女”、买房买车，周游世界，对社会缺乏强烈责任感，对弱势群体更无多少怜悯之心，只讲待遇，不讲创造奉献，因此从人才培养、投入产出上来讲，其实现社会效益多半是负的。同时，四所名校为代表的众多名校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其实是国家巨额投资它们，却为外国资本家培养高精尖人才，再利用这些所谓“人才”在中国开办企业，消耗中国的资源、污染中国的环境、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为其外国老板赚取超额利润。

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名校应大力开展

反教育腐败与教育体制改革

1、中国高校招生中存在多年的分省定额分配严重不公的教育公平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大规模教育移民问题，特别是高校急速扩张所引发的巨额负债、干部腐败、高收费、教学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异象迭出，被广大群众尖锐指为高等教育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同时也被中国民间授予“中国三大毒蛇”之一“眼镜蛇”的称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谓问题严重。为什么，一方面大量的企事业单位需要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能以考研、出国来推迟就业。每一个家庭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投入了巨资，挤压了家庭的其他需求，成为导致国内内需长期低迷，国内GDP的增长只能靠加大投资、进出口贸易大力支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维持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扩大内需却因教育、住房、医疗三大改革难点的困扰，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难题。办学好比办企业，讲究投资回报，对市场判断失误、经营不当，就可能亏本倒闭。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经营有风险吗？对当前状况不改革行吗？

2、作为中国教育的行政主管机关——教育部，客观地说，工作很多，压力很大，困难很多。但是，从工作实效看，教育部更多地忙在具体业务性工作，甚至疲于奔命，而事关教育公平、教育改革、教育创新、教育机构监督与管理、节约办教育等方面，却显然有严重本末倒置情况。为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解决业已存在教育不公平(尤其高等教育不公平)的严重问题，我们呼吁，教育部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再不进行重大改革行吗？否则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再在这样领导模式下运行，会越办越好吗？

3、中国高等教育延续至今的高收费政策并未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质的意义上发展。它虽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深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由于农村教育、基础教育欠账太多，需要投入，而要大量增加高校财政拨款至少目前有较大困难。解决如此难题，需要国家宏观上进行统筹安排，在总体上不断加大国家投入下，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财政改革。否则名校可能被进一步推到社会矛盾风口浪尖，它们也极可能走向衰退。

4、当前高校一个的出路是引进竞争管理机制，这可能改变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一个良方。竞争机制可从民营、国有、中外合资办学、独资办学成功安例中吸取有益经验，加以创新应用。在竞争条件下中国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新的教育体系，可以大大激活、加强高校的活力。为此建议：四大名校为代表一些名校其外文、财政等应用型人文专业在高校严格监管下，不妨租给“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进行一种教育试点。不管试点成功如否，都可为进一步教育改革，创立新教育运行机制提供重要借鉴。

5、在对解决教育腐败（尤其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教育部及各名校从全国大局与教育发展大计出发，应下重手，对那些害群之马，该除则除，该下则下，不要再留恋他们那些“作用”，庇护他们的名声、地位，只有这样，也许才是对这些“大师”、“学者”的真正保护，使他们不会再误人而最后误已告终！为此教育部、各名校应研究建立严格规范反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体制与机制，并认真运行且受到严格监督。

6、学者要专心搞科研，大师要热心上讲堂。在当前落实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局面前，需要破除社会上浓厚的浮燥之风，亟需学者、大师们传道、解惑的作用，更须他们为人师表的榜样引邻，需要他们在科技创新上的重大突破，与成千万合格人才培养。国家到了要制订对学者、大师的激励与管理的法规与政策的时候了!

7、强调高校要办成节约型的组织。从制度上引导不追求奢华，而要成全社会的“节约”模范。

8、名校的发展无疑需要社会的大力帮助扶持与关心，中国人民一定会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关爱自己的名校。但名校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摆入人民之中，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愿望与需求，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与检察，这恐怕也是不失为重要治校之道。

一、我国高考招生中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及严重危害

1、高考招生中名校及重点大学配额分配严重失衡，确定了制度实质上的严重不公平

我国高考一直实行的是分省配额、划线录取的办法。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各重点大学在招生名额分配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基本上由各高校自行制定招生方案，报教育部汇总调整后转发各省招办，按“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体制进行录取。各重点大学有较大权限以自行决定在各省的招生名额，其好处是充分调动了学校的积极性，获得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其弊端是各高校招生名额向发达地区即重点高校所在地区过度投放，严重影响了高考制度的公平性，造成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愈拉愈大的局面，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指责，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造成了欠发达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考生激烈的升学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应试之风日盛，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以清华大学为例，在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间，它投放于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江苏、安微、湖北、四川四省的总和(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初的几年间为其2-3倍),2001年则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市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2004年清华大学在北京市投放360人,北京大学在北京市投放指标308人，清华、北大两校在其他省、市、自治区投放均不足100人，复旦大学在上海市的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4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70%，全国重点大学己退化成为地方重点大学。

2、自主招生及保送生制度弊端丛生，造成人为取向上的不公平

实行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其初衷在于打破“以分为纲”的大一统局面，使那些在某一学科领域具有优异才能和发展潜力的学生不受高考分数的限制，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其才能和潜力可得到充分发展，最终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的本意是以公平为基点，体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科学人才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留优荐良，具有保荐资格的重点中学出于升学率的考虑，往往将最优秀的尖子生留下准备冲刺清华、北大，将二流甚至三流的学生作为自主招生及保送对象，更有甚者也为社会包括高校中少数有权、有势者提供了一个以权谋私的空间。例如，2003年北京大学本部普通本科生共录取2695人，但自主招生最终录取不到50人，离5％的比例相距甚远；2003年浙江大学招生6000人，但自主招生中只有111人通过考核，远不及5％的比例；南京大学在江苏自主招生名额75人，实际录取只有50人。自主招生及保送制度没有达到选优的目的，反而使本来紧张的重点大学的招生指标更加紧张。鉴于我国的诚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还需相当长的一个发展完善过程，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应缩减比例，严格控制名额，以防弄虚作假，以权谋私。

3、投档比例与实际录取之间预留空间过大，形成程序操作上的不公平

高考投档比例即预录取为本次录取数的12O％，而与实际录取相比多出20％，预留空间过大。高考招生长期以来在一个高度封闭的环境和短暂的时间内运行，客观上形成了权力和信息的垄断，为少数“寻租者”提供了暗箱操作的便利，“北航事件”是其典型代表。一些“寻租者”之所以能够获取巨大的利益，关键是这个预留空间过大之故。高考一完，考生家长就开始四面八方找所谓“关系”、“路子”，千方百计拿“条子”。大学校长及招办主任要准备多个手机，晚上不敢回家，住在单线联系的宾馆里，进行电话遥控指挥，以防家长围追堵截。浪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有关系的、有权、有势、有钱的只要进了投档线理所当然肯定录取，而落选的只有是那些无关系的、无权、无势、无钱的工农子弟。如果严格按照计划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减少弹性，增加刚性，绝不会发生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影视工程学院震动全国的招生诈骗案。鉴于此教训，高考投档比例应由宽变窄，控制在105-110%之间，以尽量减少投档不当所造成的考生落榜。

4、教育不公平所导致的严重危害

高考招生不公平是教育不公平的突出表现之一。教育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将造成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间的紧张和冲突。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教育不平等肯定不会在中国社会走向稳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桎梏。如海南省因大规模高考移民流入，而使当地考生的录取率锐减，造成当地大量考生和家长多次到教育厅上访，强烈要求有关政府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以保证当地考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因此，尽快解决教育不公平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应是我们各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之重视并纳入议事日程的重要工作之一。希望所有由于不平等的受害者都成为“宿命论”者而“自认倒霉”显然是不现实的，面对群情激愤的不公平现象漠然视之、无动于衷，更与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相容。世界上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特大城市中的考生，在中西部及东北广大地区，很多青年人是高考招生不公平的牺牲品，不能受到更高一级的教育，他们游手好闲，甚至惹事生非，本事没有，学历不高，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一人不工作，全家不安神。没有工作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小青年们只有靠“发泻”来打发时光，今天失学的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对于中国未来不能不诚惶诚恐，国际上类似先例不胜枚举,我们必须引以为诫。

二、实行高考录取分省定额投放听证制度

1、实行听证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重点大学招生名额分配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已是社会反映极为激烈的不争现实，由于教育部的宏观协调指导作用严重不到位，加之教育部地处北京，出于部门利益及本位主义，教育部对各重点大学向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过度投放的事实视而不见，致使教育部门成为腐败的高发地、乱收费屡禁不止的投诉源。全国“两会”期间对教育的批评投诉之多位居所有问题榜首。教育部门本身已很难担负起推进教育改革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重担，因此，我们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组织，包括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听证委员会，对高考招生人数分省定额投放的规模、结构、办法以及监督保证措施进行听证，并进行电视直播，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最广泛的汲取全国人民的智慧，最充分地保证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公平地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与机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真正教育公平夯实基础。

2、实行听证制度的可行性

我国对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听证制度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由于高等教育事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事关中国的未来发展，相信全国人民参与的积极性一定会空前高涨，此听证制度实行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3、实行听证制度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代表的广泛性与参与性，代表应来源于各个方面，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育专家、政府部门领导也应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企业经营者、中小学教师、自由职业者、宗教界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考生及家长代表。

第二方面：地域的全面性，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均应有代表参与，根据人口数确定代表数，代表类型各地可以不同，以保证听证制度的公平性。

第三方面：听证制度应逐步规范完善，听证后所形成的意见（包括全国人民的意见）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后，交由教育部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教育部落实听证意见的情况应进行监督，教育部每年向全国人大书面报告执行情况，以强化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